Joan Miro 胡安·米羅｜男人和女人

Joan Miro  胡安·米羅

胡安‧米羅為20世紀其中一位最享負盛名的西班牙藝術家，在漫長及豐碩的創作生涯裡，他一直熱衷於演繹日常物品及發掘它們內在的詩情畫意。他畢生的抱負是將藝術與生活連繫起來，憑著他獨特的洞察力，他從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物品中找到具詩意的特質。

米羅筆下的星星月亮太陽，一個個抽象符號，被認為是抽象畫的經典，也是他最著名的繪畫風格，但其實米羅深受立體派、超現實主義，甚至達達主義的影響，畫風多變。他決心要將詩畫合而為一，要革新繪畫這種傳統藝術媒界，甚至曾說過：「我要刺殺繪畫！」

米羅曾與超現實畫派關係密切，這些超現實主義者態度開放，也擅用不同媒界創作，一直在嘗試融合詩畫二事，米羅曾將一首詩拆開，成為他繪畫的題目，又嘗試在畫裡表達他的詩意性，米羅的畫雖然被認為是抽象畫，但很多時候他筆下繪畫的都是符號，而從符號之中，大概可見到它是星星、月亮，或是一隻小狗/動物。比較起全抽象繪畫，它們更見到米羅深受超現實主義影響，「他曾經歷兩次世界大戰，還有一次西班牙內戰，那年代再見證特權階級統治，他是因為避難，才在鄉間居住，在沙灘裡仰望星空，啟發了他繪畫星座系列（Constellations，1940-1941）。及後他開始用星星月亮太陽來作畫，而星座系列成了他的標誌性語言。」談到他受的藝術影響，羅館長說米羅大約在三十歲到了巴黎，當年巴黎是世界最前衛的藝術中心，各個畫派百家爭鳴，他除了較受到影響的其實超現實主義，還有達達主義和立體派，「據他自言，他會從每個畫派之中學習，但他不承認自己屬於任何一個畫派。」

刺殺繪畫
米羅生前曾說過，自己「越來越重視在作品中使用的物料，為了讓觀眾作出反應前就感受到衝擊，我覺得一種豐富而有力的材料是必要的。這樣，詩意就透過塑造的媒介表現出來。」他本來使用的物料就具顛覆性了，他會使用木材、聚合纖維板、黃銅板、砂紙、瀝青等做創作，在上面刮擦、鑿孔、黏貼、拼貼，各適其式，也許對米羅有基本認識的人來說，看是次展覽，比較驚奇的是原來他有這麼深受達達主義影響，例如就在入口處展出他在1933年繪畫的油畫（此作就簡單的叫《Painting》），這畫的起源，是他喜愛收集雜誌，然後在雜誌上剪下不同的「物件」，拼貼成作品。展覽既有展出他當初的拼貼，又有展出他後來再演化成了的油畫作品。大家都知道，拼貼和現成物（Ready Made）都是達達主義的慣技，米羅只是信手拈來，作為他的習作。

米羅為何偉大

米羅為何偉大，能與畢卡索、達利比肩？他又與其餘二人有何不同？「有人稱米羅為超現實主義畫家，一般都說它創作的是抽象藝術，因為大家都很難用一個主義去定義他，他的兼容性很強，這是他跟畢卡索、達利很不同之處。提起畢卡索多想起立體主義，達利多想起超現實主義。另外，米羅也強調回歸自然，無論他身在繁華的巴黎，或在那裡，他每年都會抽出兩個月，回到加泰隆尼亞的鄉間，從自然中得到力量。」她說：「米羅好認真的對待不同媒界，跟不同年代的藝術家合作，他喜歡民間藝術，也和手工藝的師傅合作，創作度很廣泛，創作期橫跨六十年，相當難得。」

作品名稱：Homme et femme 男人和女人

販售作品尺寸：85.3 x 60 cm 

原作尺寸：104.8 x 74.6 cm

作品年代：1935

這幅畫中的男女人物或許可追溯到一個古老的故事：一位輕率的年輕人匆忙離開一位受到嚴重冒犯的女士，或者更具體地說，一位悲傷的母親在責罵自己任性的兒子。米羅賦予這個場景流暢的手勢線條，融合了匆忙斑駁的油彩，這種風格正如同壁畫上常見的，甚至是最古老的那種——米羅親身研究過和閱讀過加泰羅尼亞嶙峋地形深處洞穴壁畫中那些史前的圖案，這些洞穴位於最後一次冰河時期的周邊。然而，這個場景更重要的是一幅來自當代日常生活的諷刺畫，可能是米羅在巴塞羅那街頭親眼目睹的平凡遭遇。然而，它的最終意義不僅僅是軼事性的；米羅實際上暗指的當天事件更加深刻和潛在危險。

在1934年，米羅的藝術突然轉變；自20世紀20年代後期以來一直吸引他的先鋒繪畫和反繪畫問題退居次要地位，他的作品中出現了更加迫切的新問題。正如雅克·杜邦所稱，“在這個時候，他的藝術經歷了如此突然而深遠的變化，值得用‘劇變’一詞來形容。”“那些致力於集中於塑膠問題和對形象和符號的精神控制的年份裡所創作的平靜作品，讓位給了一種新的主觀性爆發，釋放了本能力量的表現主義。多年來沉寂的火山突然爆發了。晴朗的天空變得陰沉，一場猛烈的風暴開始籠罩著平靜的藝術氛圍——事實上，震撼了米羅藝術的根基”（《米羅》，巴黎，2012年，第185頁）。

大蕭條帶來的經濟影響迫使米羅減少在巴黎的時間，需要他每年在蒙特羅伊格的家中居住更長的時間，同時在巴塞羅那的Passatge del Credit, 4號工作室進行創作。他既無法逃避也無法忽視四周開始肆虐且日益高漲的政治動蕩。1931年第二次西班牙共和國的建立引發了一系列相互對立、極端主義議程不可調和的派系——改革派 vs. 反動派、平等主義者 vs. 君主派、反教權主義者 vs. 天主教會、蘇聯式共產主義者 vs. 法西斯法蘭哥主義者，以及其他眾多派別，每個派別都竭力爭取政治上的優勢，不惜以暴力手段為自己谋取利益，即便需以此犧牲其他派別。

分離主義者的抱負導致了對於西班牙聯邦內加泰羅尼亞共和國的呼籲，這一想法很快被縮小為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然而，1934年10月的大規模罷工導致新的獨立區域共和國宣告；米羅在蒙特羅伊格能聽到軍隊轟炸巴塞羅那叛亂目標的聲音。死活攸關的內戰爆發要等到1936年7月，當時佛朗哥將軍率領他的政變對抗在馬德里控制中央政府的左翼聯盟弗倫特人民。與此同時，政治暗殺和其他恐怖行為以越來越頻繁的頻率困擾著這個國家，逐漸瓦解了公民對他們領導者僅存的一點信心，為未來帶來極少希望。

在1934年到1935年間，即使米羅無法確切預見這些令人擔憂的事件將會走向何方，他仍感到有必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注入可怕的預兆和更加可怕的未來景象。“改變的似乎不是那麼多是米羅，而是他周圍的現代時代的轉變，”杜邦解釋道。“通過藝術從個人衝突中解脫出來，米羅現在要經歷並表達內心的集體悲劇。米羅的作品將以一種對人體的攻擊形式表現出這一切，將其完全解體，淹沒在被釋放的元素力量的洪水中”（同上，第185頁）。

“我無意識地生活在一種焦慮的氛圍中，這種氛圍特徵是肯定會發生重大事情時才會出現的，”米羅在1978年向盧伊斯·佩爾曼耶回憶道。“就像下雨前：頭重如裹，骨頭疼痛，悶熱難耐。這更多是身體上的困擾而不是道德上的。我感覺到了一場災難，但不知道會是什麼......我試圖描繪這種折磨我的悲劇氛圍，以及我內心的感受”（引自《喬安·米羅1893/1993》，展覽目錄，喬安·米羅基金會，巴塞羅那，1993年，第313頁）。

藝術家首次涉足想像中的這些黑暗深處是在1934年10月創作的十五幅粉彩作品（在天鵝絨紙上的怪異怪物，杜邦編號466-480）。他在1935年初開始重新繪畫——就像現在的《Homme et femme》一樣，在畫板上創作作品，這些作品“標誌著世界度過的殘酷和困難的開始，”米羅後來回憶說。“它們充斥著對立、衝突、對比。我稱它們為‘我的野蠻畫作’。思考死亡導致我創作出既吸引又排斥我的怪物”（與Denys Chevalier的訪談，1962年，收錄於M. Rowell編，《喬安·米羅：精選文集與訪談》，波士頓，1986年，第267頁）。

在《Homme et femme》中，人物的流暢輪廓似乎是由手中輕巧的筆以近乎連續的阿拉伯式曲線繪製而成，就像在粉刷的室外牆壁上一般，為他塑造了陽具形狀，而為她則呈現出陰部的符號。深紅和金色的色帶暗示著她代表著西班牙母性，甚至是整個國家本身，而紅色和黑色的顏色可能顯示他尚未決定向共產主義左派還是法蘭哥主義右派宣示效忠；無論哪種情況，她都在全力斥責他。我們聽到米羅以她的聲音高聲呼喊，“西班牙，要小心！”

“從1935年初開始，無論米羅打算做什麼，他的筆只能召喚出怪物，”杜邦寫道。“而且，這些怪物填滿了他所有的畫布。他在一張臉的熟悉特徵中遇見它們，在一個女人身體的線條中找到它們，在蒙特羅伊格的岩石形態中發現它們，在他自發性的圖案中看到了它們的環環相扣和旋渦。怪物無所不在；它占據了他整個視野和感官。這是對普遍災難的預言性警告，也是藝術家對怪物的一種驅魔......美妙變成了荒誕的恐怖，夢境成為了先知般的惡夢，抒情變成了野蠻的頌歌”（前述，2012年，第189頁）。

[A] 喬安·米羅，《Femme》，1934年10月。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B] 喬安·米羅，《Deux personnages》，1935年4月10日。華盛頓特區克里格爾美術館。

[C] 喬安·米羅，《Deux femmes》，1935年4月13日。漢諾威斯普倫格爾美術館。

[D] 喬安·米羅，《Figures devant un volcan》，1935年10月9日至14日。已售，佳士得紐約，1995年11月7日，拍賣品44號。